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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秋雨一场寒——读《文化苦旅》有感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新闻网 作者:孙帅帅 发布时间:2018年04月25日 13:56 点击:

近日拜读了余秋雨先生的著作——《文化苦旅》,可谓感触良多。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也曾听闻此书在社会上饱受争议,歌颂者有之,批判者也大有人在。抛开他人的评价,我轻轻捧起它,翻开第一页,走进了余秋雨先生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

沉浸在秋雨先生的世界之中,在无尽的名人古迹之间穿梭,我逐渐体会到,与其说本书之主旨在于祭奠吾国两千年之传统文化,不如说先生立志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立一精神上的丰碑。从李杜白对祖国大好山河的渲染,到一名最普通的翻译陈万里先生对莫高窟文物的坚守,无不彰显着这样一个主题,也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知识分子是他们所处时代精神文化的代表者。” 其实,古今中外刻画知识分子的著作数不胜数,但像余秋雨一般,能把他们写的那么美,那么可爱,那么动人,又那么真切深刻的,恐怕仅独先生一人耳。

为证此言不虚,我愿斗胆分析此书中的部分篇章,是为论据。

让我们先从被誉为“东方卢浮宫”的敦煌莫高窟谈起。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一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莫高窟,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骄傲,也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伤疤。

公元三三六年,有一位僧人在敦煌东南沙山断崖开始开凿石壁,此后世代反复,终成人类史上的伟大奇迹——敦煌莫高窟。莫高窟虽远离中原,却自从诞生那天起便无时无刻不受到来自中原的影响。十六国为莫高窟留下了带有明显域外色彩的菩萨壁画;魏晋则画风突变,整体呈现出潇洒之气、旷达之风,似乎与中原名士遥遥相对;隋唐又让人精神一振,画面洋溢着自信与欢快,安史之乱后则热闹全消;宋朝尚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整体已在走下坡路;而明清时期则索然无味了。

稍作留心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敦煌壁画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中华文脉的演变史,其动力就在于无数知识分子前赴后继的创作与保护,这也是余先生想要在此强调的。果不其然,接下来余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加以论证。 有两位美国学者想要盗取敦煌壁画,他们雇佣了一位翻译即陈万里先生随行,陈先生在得知美国人意图后,密召村民们阻止了美国人的卑鄙行径。最后余秋雨先生表达了对陈先生的敬佩之情,赞美他们的行为是如何的伟大。由此观之,作者的意图显而易见了。

文末有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只是,它们(文物)记录了我们历代祖先的信仰和悲欢,我们一有机会总要赶过去探望他们,隔着外国博物馆厚厚的玻璃,长久凝视,百般叮咛。” 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的是母亲对儿子的凝视和叮嘱。余先生用拟人的手法,把高大上的所谓“保护传统文化”通俗化了,借助人世间最普遍的情感——母爱,来表达出对流亡海外文物的珍惜与痛惜,带给我一种震撼心灵、直抵灵魂的文化自觉意识。

然余先生出色的文笔远不止如此,他曾写过一篇只看题目便知此文必然极美的散文,名为《夜雨诗意》。 提起夜雨,想必绝大多数人第一印象就是李商隐那首著名的《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寥寥几句,写尽了人世间男女相爱相思的痛苦,故有后人作诗“幽心不独伤离别,情深唯有李商隐”纪念这位深情绵邈的诗人。余先生首先想到的也是李商隐的这首诗——夜间,一切斑斓色彩都消失了,雨里,任何豪情壮语都铺展不开,往常的俗世喧嚣被浇灭,只剩下被雨声统一的安定。于是,“我们便满心都会贮足了诗。” 作者是向往这种境界的,并善于展开丰富的联想。他说夜雨是行旅的大敌,想到了玄奘、郑和;他说雨夜悄悄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想到了帝王、将相;他当然也想到了文人们在雨夜中围炉夜话、吟诗作对。 但是,余先生接下来笔锋一转,由古之夜雨谈及今之夜雨,先用了一个事例引出观点: 一位美国教授也深深迷恋夜雨中的这种诗意,每逢夜雨袭来,他就立即驾车前往位于山中的小屋。其实读到这里时我的感受是这位教授很做作,似乎在附庸风雅。余先生说他只是为紧张的生活加一点乐趣,并非真心地亲近夜雨。 接着作者指出夜雨诗意不复的原因在于现代机械文明的高度发达,造成夜雨美和苦涩的散失,诗意自然淡薄许多。

同时又提到有一首近代诗:“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中心忧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 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

这是黄遵宪先生所作的《今别离》,诗中描写了大量现代科技产品,出发点是进行诗歌革命。但正如当时的一位学者所说:“黄诗没有涉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确立的人文主义思潮,更不可能深入宇宙与人生、社会与自我的生存状态及精神自由的境界,来揭示人的现代意识与情怀。” 这实际上与余秋雨先生的观点貌异而神同,因此,最后余先生提出我们要尊重自然,去重温最原始的美与创造。此处可看出余秋雨先生笔法之辽阔深厚,荡开一笔,又能缓缓收回,同时不失文字与辞藻的华美。

事实上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尊重自然的思想。上古有天人合一,今有可持续发展。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产生了数如繁星般的创作成果。其中建筑与文学、自然与人工巧妙嵌合的代表之一就是杭州西湖。

西湖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中国唯一的湖泊类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它既有着自然所赋予的灵动与韵味,又添上人间浓浓的烟火脂粉味,歌颂它的文章、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更是不可计数。

余秋雨先生把西湖的历史追溯到了很久以前,也花了大量笔墨揭示西湖的宗教文化。但事实上,西湖在宋代之前充其量只是一个风景尚佳的普通湖泊,在宋代之后才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代名词之一。因此有人说西湖是宋人悉心呵护了一百五十年而留给后世的礼物。其次,西湖虽有多元文化杂处其中,但儒家文化始终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余先生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接下来他马上说到了西湖历史上一位极其耀眼的天才人物——苏东坡。正因为有了苏东坡,才有了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的西湖四景;正因为有了苏东坡,西湖才不被污泥所掩盖,沿岸居民才不为洪涝所害;正因为有了苏东坡,西湖才成了后世读书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神圣之地。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苏东坡对自己治理西湖的评价,也吸引着众多文化学者前往一探究竟。 但是,余秋雨先生是不喜欢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西湖的。于是,他做了一个让人觉得吃惊甚至有些可笑的举动:有一年夏天,他跳到湖中游泳,独个儿游了长长的一程,“与它有了触肤之亲”。但仔细一想,又觉得余先生实在是可爱至极。身为一位举世闻名的大学者,竟能抛开自身形象,“为了摆脱这种感受”就下湖游泳,还说“湖底软绒绒的不能蹬脚”,我由此感受到余先生是认真去做这件事的。

西湖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它不仅有浪漫的苏东坡,有务实的白居易,有梅妻鹤子的林和靖,有风华绝代的苏小小,有爱到让人心碎的白娘子,也有巾帼不让须眉的秋瑾,同时它也不拒绝普通人的到访。它总是那么包容,包容之中又有一份热情,热情之中又有一份内敛,仿佛一位欲语还休的美人,让人深深着迷、不可自拔。

既谈到了西湖,就不得不谈到中国的文人;既谈到了中国的文人,便不能不谈到两个地方,一是天柱山,二是青云谱。 余先生用寂寞来形容前者。何为寂寞?寂寞为何?山不会感受到,但来此寻求庇护的诗人们一定会感受到。

天宝盛世七年,李白在江边泛舟时遥看了一眼天柱山,便将他选为自己的归宿地。安史之乱将要来临时,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返,李白呢?他正躲在天柱山安静地读书。

在很多人印象中,李白是不屑为官之人,但事实恰恰相反。李白是一位侠客,一名道士,更是一名儒家弟子。修齐治平是他人生的最高理想,受玄宗诏入宫时,喜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在被小人排挤出京入蜀时,也曾豪情万丈的宣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安史之乱后,看到自己国家成为一片废墟,他也会叹道:“白发三千丈,愁缘似个长。” 当安史之乱平定后,在浪漫与狼烟之间,李白选择了前者。我们不能对此作出任何消极的评价,由史观之,李白文不能提笔安天下,武不能上马定乾坤,他性情过直过傲,只适合做一位自由浪漫的诗人。 李白其实是很幸运的,他曾在天柱山度过一段安稳的时光。相比之下,其他文人的命运则更加多舛了。

苏轼在四十岁时曾与一位天柱山的隐士高人饮酒畅叙三日,也在此时下定决心终老天柱山。但现实给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不知道,从那时起,他的政治生命已走到尽头。此后他先被贬黄州,再贬惠州,又贬儋州。在历经世事、请求归老途中,曾作诗一首以明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以灰喻心,将诗人绝望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林语堂先生在其著作《苏东坡传》中引用了苏轼被贬岭南后的自慰之语:“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事实上,这也仅仅是自慰之语罢了,其实诗人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痛苦之中苦苦地挣扎。这是古代知识分子与封建制度冲突而造成的永恒悲剧。我想,这也是余先生想要告诉我们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老子生平,江南江北,最爱临风曲”的黄庭坚如此;“相看发秃无归计,一梦东南即自羞”的王安石如此;发出“既生瑜何生亮”而含恨九泉的周瑾也是如此;为躲避改朝换代的政治风雨而避居青云谱的朱耷同样如此。对于这些可怜之人,除了一声叹息,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失意而退隐江湖的读书人有很多,但一心一意献身中国文化的读书人也不少。天一阁的主人——范钦就是后者。前者可以理解,后者让人敬佩。

余先生在描写这段事情时,首先陈述了古代书籍难以保存的原因,用清晰的逻辑告诉我们成为藏书家条件之严苛,并发出内心的呐喊:“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幸而中国有了范钦,范钦创建了天一阁,创造了一整套极其严格而又先进的图书管理制度,并将之纳入家规族规之中,使之世代相传。但是,需要指明的是,范钦并非将藏书视为范家的私产,而是为中华文明保留文化的火种,从允许黄宗羲登楼观书,到响应国家号召捐书编入《四库全书》可见一斑。 因此,学者阮元在文中提出:“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余先生也盛情赞美道:“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范钦及其后人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他们在强权政治、商业经济、腐朽世俗面前没有低头,没有退缩,他们真正做到了将民族大义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不知不觉已经说了这么多,现在让我们回归最初的话题,将目光再次放回莫高窟上吧。 余秋雨先生有两篇文章谈到了莫高窟,两者侧重不同,其一注重莫高窟的艺术成就,其二注重莫高窟所遭遇的巨大不幸。对于前者我基本赞成余先生的观点,对于后者我似有些不同的见解。

文章先开篇点题——王圆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有诗为证: 那天傍晚 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对牛车正要启程 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 那里 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这首诗奠定了全文的感情基调,也无形中固化了王圆篆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卖国贼。

在描写王道士重新粉刷洞壁时,余秋雨总是用“老农”、“农民”之类的词语,还说“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其本意在于嘲讽,但我想说这个比喻实在不高明。他不仅没有看到王道士的另一面,也在语气之中透露出知识分子所谓的高傲,这可能是绝大多数文人的偏好吧。

接着余先生主要罗列了两点理由作为论据。第一个是王道士破坏洞壁壁画和洞内雕塑,放在今天就是损坏文物;第二条是倒卖文物——一微乎其微的价格。这两条理由确实千真万确,无可辩驳。

但是,余秋雨先生没有提到王圆篆对于莫高窟的历史贡献,而这恰恰是我想要说的:王圆篆在莫高窟的保护过程中,居功至伟! 首先,王圆篆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莫高窟藏经洞的人,由此才引起了世人对莫高窟的关注与保护;其次,王圆篆是一名道士,而莫高窟是佛教圣地,在当时他应该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抛弃了门户之见;再者,王圆篆发现藏经洞后当天立马徒步五十里,将部分经文奉送当地县令,未果。又将经文转给道台廷栋,未果。最后胆大包天寄密信给当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结果信件就像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现在到了最敏感的问题了,他为什么要把文物卖给外国人呢?答案是:晚晴政治的黑暗。余秋雨先生自己也说了:“偌大的中国,竟容不下几卷经文?” 就像古时贫穷家庭的父母将自己的快要饿死的孩子卖给富贵人家寄养,对此我们又该作何评论呢? 因此余秋雨先生甚至也想狠下心来说:“宁肯放在伦敦博物馆里!”无奈至极,只能发出一声: 我好恨! 文章结尾描写了一次国际会议的场景。会里一位日本专家高呼:“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但与其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专家丝毫不为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

两者对比极大地振动了我的心灵,震惊之余又让我思考敦煌的伤疤究竟是谁之过?借用一位学者的结论: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自古以来文化发展与国力密切相关。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校碑上说道:“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南,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南北宋、东西晋、明与南明文化迥乎不同,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文化与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自然也不尽相同。

余秋雨先生作《文化苦旅》,以读书人为先导,追思中国传统文化,歌颂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灿烂,感叹近代中国文化的流失与衰变,其意皆在为今日之文化建设提供思路借鉴,提醒后人莫蹈前人之辙。

(作者系文学院2017级学生)

编辑:吴天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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