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8-4-2

□高月阳

试论唐诗中的游侠形象

唐朝疆域辽阔、国力雄厚，有万邦来朝之盛景，因其接纳各国交流学习，文化风气之开放、豪迈亦是后不见来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侠被视为一种英雄主义，与文人士大夫宣泄不平之气的心态和建功立业、追求自由的人生理想相合拍，因而唐代诗人更喜于在诗歌中描绘游侠形象，以成文人千古之侠客梦。但侠之为人，有不轨于法的表现，又当如何复归合法社会？以《少年行》为例，张籍笔下的少年禁军游侠是极具代表性的形象：其年龄为“少年”，职务为“禁军”，遵循着“狂荡——建功——复归”的模式。

“少年从出猎长杨，禁中新拜羽林郎”，起笔就极具大唐气息。李唐王朝曾号召侠少良家子弟从其投唐，尚武好勇之风亦弥漫于各个阶层。少年们热衷于驰逐都市间，以侠客相标榜，血气方刚的少年禁军更是如此。因而唐诗刻画游侠形象的第一个特点是“少年”，至少是具备“少年气”。这源自诗人对游侠群体充满文学性的想象。年少轻狂者，名易成而难养。但少年的叛逆、敢于突破、不服从于权威的特点却更具有感染力，同时也更有助于对游侠狂荡的刻画。

“独到辇前射双虎，君王手赐黄金铛”则刻画出主人公的年少得意，也顺利引出下文——我们主人公的第一个行为模式“狂荡”。

俗语说“人不轻狂枉少年”，同样，“人不复仇枉游侠”。“日日斗鸡”“赢得宝刀”“平明醉娼楼”虽然也具有叛逆、突破、不尊道德的色彩，但若仅如此，便只是个“京中恶少年”。真正让他成为游侠的是“百里报仇夜出城”。陈平原先生认为凡是以“侠”为写作对象的文本，便有三大主题：报恩仇、平不平和立功名。而我认为，“报恩仇”和“平不平”的核心都在于“复仇”，“立功名”则是一个为了让不轨于法的游侠复归社会，为社会所接受的衍生主题。游侠这一身份本就是从“复仇”中诞生，主人公百里从报仇的那一刻起，他的灵魂就已与剧孟、楼护、万章等前辈形成了共鸣，从一个恶少年蜕变成了游侠。但同样也是从这一刻起，他需要面对一个矛盾：侠以武犯禁。作为个体，从法理上游侠是没有资格“自掌正义”的，但是屈从于法律循规蹈矩，却又失了侠客的洒脱之气。显然，主人公在此刻选择了气魄，那么又如何使“不轨于法”、“自掌杀伐”的侠客复归文明社会呢？

有着“禁军”身份的支持，沙场征战、建功立业也就成为了侠客的不二之选。“遥闻虏到平陵下，不待诏书行上马。斩得名王献桂宫，封侯起第一日中。不为六郡良家子，百战始取边城功。”诗人回避了游侠身上关于“法”和“正义”可能存在的矛盾，使主人公的复归之路转向了战争。这一传统早已有之，如《白马篇》中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在“复归”这一环节，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选择，有人希望游侠隐于蓬蒿，“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但更多的诗人还是希望游侠受赏，狂傲不羁如李白也留下了“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我们固然可以从时代的烙印中找到游侠立功受赏的客观依据，但文学形象的转换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封侯起第一日中”，是为了让文明社会重新接纳不轨于法的游侠。游侠的意气固然使人羡慕，但斗鸡弄刀、私自报仇、夜醉娼楼毕竟不值得效法。幸得有边关战事，“不待诏书行上马”成为了游侠重归文明社会的最佳途径。征战归来的游侠俨然成为了民族英雄，完全值得诗人称颂。

单是舞剑飞马，并非完美的游侠形象。既有“百里报仇夜出城，平明还在娼楼醉”的狂荡，又有“斩得名王献桂宫，封侯起第一日中”的军功，才是唐人、唐诗中真正完美的游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