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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雪华

永远行走在寻找主题的道路上

——读阿城小说《孩子王》

初见阿城，是因为那篇高中语文阅读理解《溜索》。那时我以为阿城就是如冯骥才般写俗世奇人奇事的作家，只不过他有本领写得更奇更怪。如今细品《孩子王》，得其中三昧，只觉满心的幸运，不多赘述。

阿城在日文版自序中谈及自己的小说观：小说尤其是一种过程性的艺术。因为有意，行之以象，气脉中贯，宛若一条汉子深重而绵长的呼气。他笔下第一人称的“我”似乎在寻找什么主题。跟随“我”的脚步，观“我”所观，听“我”所听，感“我”所感，逐渐思“我”所思，一气呵成，成就全篇。最后“我”寻着的主题，虽硬邦邦，冰凉凉，却也沉甸甸，载起整个生命的重量。

“孩子王”不是一群孩子中为首的那个撒泼打闹的，而是指一名教师。“我”变成孩子王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教育应如何发展变迁的过程。阿城细细描绘着苍茫大山之中这位知青的小小影子，质朴而生动，洗练而形象，藏拙其中。十年动乱期间，这位知青暗中进行了一场小型的教育革命，他认为语文课和政治课是有所不同的，执意要同学们学会作文言之有物，看到“山中有雾”；他反对套路化刻板化的教育方式，在学生提出质疑时欣然接受与回应；他深知自己负有育人的重担，所要教的是认真，是诚实，是时代所需要的良知，所以即使冒着风险，他也一以贯之。小说中有一段蕴含深意的戏言：“我”说晚上教师们“活着都没有声响”，大家笑说“要什么声响”。大家本是接了句带荤的玩笑话，但其实这番闲谈暗含了“我”的渴望：“我”在寻找一种声响，一种教育的声响。教育丧失了人情味，丧失了真正激荡人心的作用，这又怎么算教育？

阿城塑造的“我”无疑是待人真诚的，“我”的寻找也在文章之中呈现出一种天真的质态：执拗地追求教育的真善美，不在意现实紧绷的环境。最初想起以尿领牛的事，还觉轻快有趣，为没看成公鸡求偶而小声叹气，而在最后，让“我”感到难堪的也正是这无意识的猪鸡，“我”发自心底觉得人需要自我意识，而不需要他人观看无知畜类的目光。作为读者，我在阅读中发现一件趣事，从中可以一瞥阿城的写作动机与态度。孩子们纷纷上台描出自己不识得的字，那里“我笑了”，“我说”，短句来回切换，竟都非常像小说描画的王福作文语言，处处是“我”，显得稚嫩而自然。阿城不对语言做矫饰，虚构故事和行文真诚并行不悖，他本身也是一个“我”，走在寻索小说语言主题的道路上。

虽然读者跟随“我”寻找主题的脚步，见证了“我”的成长，但作者克制冷静，他保留了部分“我”的心思，对读者始终有所隐藏。读者只能借助“我”的视角关照小说世界之万物。我与“我”，始终保持一定距离。而正是这种距离和隐藏，激发读者设身处地站在主人公的角度思考问题，进行同情之理解，揣摩“我”的性情，体察“我”的心境。小说蕴含着幽微的人性和隐秘的心思，不必言明也不愿言明，只待那个跟随“我”的读者细细品味。

米兰·昆德拉把小说家称为“存在的勘探者”，把小说的使命确认为“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孩子王》中的“我”亦是在探索真正的存在，也许存在无法精准定义，但寻索的过程却是人类的共通之处。我想将其命名为小说的“新德性”。非伦理上的“劝谕”，而是心灵的共情，自我的探索，在现代社会其意义已经达到与教化劝谕同等的地位。

阿城笔下的“我”像是有着自我意识，始终在行走、跋涉，完成对教书育人的探索，完成对时代样态的探索，更是完成了对自我良知的发掘。最终主人公在送给王福的字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象征对自我和自我教育方式的认可。透过文字，我慢吞吞地在“我”后面走着，看见“我”的影子乘着山中的雾，直走到白太阳里去。

“我”、我和作者，三个我，永远并肩行走在寻找主题的道路上，不知疲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