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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炎秋

对美国越战纪念碑的沉思

一

杨牧之的散文《在美国越战纪念碑前》发表在2008年1月2日的《中华读书报》上，被2008年第10期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这篇文章常常引起我对生命与个体的沉思。我觉得，这篇散文的重点不在对与纪念碑相关的各种事件的记述，而在对纪念碑、对纪念碑涉及到的人及其意义的探寻。

二

美国越战纪念碑邻近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低调地嵌在两块地面之间，不走到面前很难发现。它由两片黑色花岗岩砌成的碑体构成，长约500英尺，成敞开的V字型。碑体成三角形，两块碑体的相交处高约三米，碑体的底线从相交处缓慢地向两端升起，直到与地面相交。镜面式的黑色大理石碑面上按照战死的日期，镌刻着58132个从1959年至1975年间在越南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将士的名字。碑的前面是一条几米宽的大道，供人们在碑前参观、瞻仰、凭吊。

2001年，我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访学时，曾去那里参观。时值冬天，艳阳高照，冷风嗖嗖。但碑前并不冷清，参观、凭吊的人络绎不绝。一个80多岁的白人老汉，坐着轮椅，一声不吭地盯着墙面某一处地方，满是皱纹的脸上老泪纵横——大概是在悼念自己的儿子。一个五十来岁的黑人大妈站在碑前，不停地抚摸着一行白色的名字，满脸悲戚——肯定是在怀念自己的丈夫。

我理解这些为父为妻的感情与悲痛，但我总不能感同身受。碑面上那些白色字体，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个姓名。我肃然起敬，但无法悲从中来。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是美国人，他们为美国捐躯的行为无法唤起我的共鸣？抑或在我潜意识中，美国的越战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现在想来，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我不认识、不了解、不熟悉那些名字后面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我的生命与他们没有交集。他们的名字无法在我心中唤起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性格特征，因而我也就无法感同身受、悲从中来。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标记，活生生的人才是感性的具体。符号与标记只能诉诸我们的理性，感性的具体才能唤起我们生命的共鸣。

三

越南战争是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五万多条鲜活的生命在异国的土地上一去不复返，牵动着多少亲人、朋友和国人的心！美国民歌手彼得·西格曾经写过一首民歌：《花儿都到哪里去了？》。歌曲吟唱道：“花儿都到哪里去了？都被年轻的女孩摘走了。年轻的女孩都到哪里去了？都被帅气的小伙子们娶走了。小伙子们都到哪儿去了？都被征去当兵打仗了。士兵们都到哪儿去了？都被埋在坟墓里了。坟墓都到哪里去了？都被花儿覆盖了。花儿都到哪里去了？……”这首歌越战时期在美国各地传唱，成为著名的反战歌曲。

越战造成美国社会的分裂。一些反战的青年，宁可背井离乡，甚至放弃美国国籍，去往异国他乡，也不愿参加军队，征战越南。许多美国人也对其持支持、理解的态度。因为生命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不可再生、复制的个体。争论这些逃避兵役的青年是否爱国，是否贪生怕死，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他们觉得，当时的南越政权不值得他们用生命来保卫。从生命的角度看，在越南战场为国捐躯的军人是伟大的、值得崇敬的，但那些逃避兵役的人，是否就一定是国家的罪人？现在看来，恐怕不能这样说。毕竟，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你要我冒生命的危险去越南战场，至少要给我一个我能够认可的理由，而不是一纸行政的征兵命令。

四

司马迁曾经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一断语曾被无数人引用，激励人们向上。但换个角度思考，这一断语也有它的局限性。从价值论的角度看，它无疑是正确的，但从生存论的角度考察，则不一定那么正确。

任何生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与理由。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消失，都是一件大事。生命的个体性我们常常忽视，也正因为这种忽视，常常造成我们认识上的偏差。我们常常从总体的角度考虑个体，个体于是变得无足轻重。如果从个体的角度考虑，个体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美国越战纪念碑将在越南阵亡的58132个美军将士的姓名都记录下来，而且是按照他们在越南战场牺牲的先后次序排列，不考虑职务、家庭、种族、年龄、性别等因素，正是由于他们考虑的角度是作为个体的人。

唐人崔护《题都城南庄》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站在人的角度说的。从人的角度看，桃花自然是年年相似，而人则年年不同。但从桃花的角度看，那就应该是游人年年相似，桃花年年不同。如果桃花也有思维，也能做诗，那么它们可能将相同的意思写成：“去年今日此门中，桃花人面相映红。桃花不知何处去，人面依旧笑春风。”这种想法可能有点滑稽，但我们在处理自己与他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时，秉持的不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吗？

五

两千多年前，孔子站在江边，看着滔滔江水，感叹道：“逝者如斯夫！”

如果将时间看作一条流，那么，无数已逝的过客，都留连在这条流的某一节点上。至今还在世上行走的每一个人，迟早也会成为这条时间流上的留连者。对于这无数的留连者，世人并不会因为其在世上出现或消失的时间而注意他们，引起世人注意的是他们独特的个体性。个体存在的具体时间只对历史学家和相关学者才有意义，一般民众关注的，永远只是独特的个别性，或者，只是个体独特的感性存在。如果把时间流上的留连者比作天上的星星，那么，对于民众来说，关键是他们闪耀的亮度，至于他们是在历史上的哪个节点上闪耀，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阅读谢灵运和陶渊明的诗歌时，我们会关注陶渊明生在谢灵运的前面，是谢灵运的“哥哥”吗？不会的，我们关注的只是他们的诗。在谈到大文豪歌德时，我们也不会意识到歌德只是这个叫歌德的作家的姓，在历史上有着许多的拥有这个姓氏的人，如他的父亲、兄弟、子辈等等。对我们来说，歌德就是那个创作了《浮士德》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歌德。在历史的时间流上，个体的独特性才是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

六

杨牧之在他的文章中介绍说，林璎的设计方案被选中之后，有人批评说：纪念碑应该拔地而起，雄伟壮观，而不应陷入地下。而林璎则认为：“这项设计的主体肯定是‘人’而不是政治。只有当你接受了这种痛苦，接受了这种死亡的现实之后，才能走出它的阴影，从而超越它们。我的确希望人们为之哭泣，并从此主宰着自己回归光明。”从政治的角度看，高耸入云的纪念碑像是一个指示标，指引着人们前进的方向。但越南战争的意义至今仍有争议，林璎不想纠缠此间，她选择“人”为设计出发点，设计了这座“低调”的纪念碑，它的目的是纪念那五万多个逝去的生命。

在我看来，纪念碑实际上有两条地平线。一条线与碑顶平行，另一条则与碑底平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确有点如某些批评者所说，像“地面上的一个黑洞”。当然严格地说，它不是“黑洞”，而更像是两个地面之间的断层，而在这个断层上，立起了这座纪念碑。它不雄伟，但却踏实，脚踏大地、头顶大地、背负大地。《圣经》说人来自泥土，也终将归于泥土。回归大地、回归泥土，对于个体的生命来说，似乎是更踏实的归宿。而对于战死者的亲属、朋友和国人来说，这是否也是一个他们更能接受的结局？“入土为安”，已逝的个体归于沉寂，活着的个体才能开始新的生活，不再执着过去的悲伤，从而“主宰着自己回归光明”。

从美国人选择林璎的设计方案看，我的想法似乎也并非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