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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小阳

爸爸的老屋

爸爸的老屋位于湖南常德沅水江畔的桂花村，说起桂花村，很多不知情的人都会问：“村里的桂花树一定很多吧？”。其实不然，就一棵而已。从我儿时起，它就在那里了，树大而繁盛，每逢花开便香气四溢，远近闻名。爸爸的老屋就在桂花树旁不远处，也已经很多年了！

爸爸名叫莫禹勤，在我的记忆中，叫过好些不同的“yuqin”。妈妈说叫“雨勤”，因为不论下雨天晴他总在劳作；幺爷爷喊他“与勤”，希望勤劳的品质能代代相传；姑姑说叫“雨晴”，雨过天晴很美。后来我读大学了，帮助爸爸申领新的身份证，我对爸爸说就叫“禹勤”吧，像大禹一样的勤劳、负责。爸爸点头同意，儿子是大学生，自然定的名字最有文化。总之，他的名字始终都与“勤”有关，而爸爸的勤要从老屋说起。

爸爸的老屋建于1983年，那年我刚上初一。在那个年代，修一间房子那可是天大的事情，需要准备好些年。每年暑假，爸爸都会带着我挖地基，锄头、扁担、笸箕、麦帽都是儿时最深刻的记忆，那时总希望太阳能小一点，能有一棵树荫遮挡一下，能早一点天黑。看山是爸爸的日常：在山里溜一圈看看杉树长得好不好，哪一棵可以挑大梁，哪一棵可以做棂子，哪一棵可以锯板壁……他希望杉树能快点长高长大，树下的杂草都会用砍刀清理得干干净净。

除此之外，最头疼的当然是积攒工钱了，须得省吃俭用攒几年才勉强够用。时间过去很久，爸爸终于备齐了树木、砖、瓦、铁器，请好了工匠，迎来了开工的日子。开工大约是在农历的九月份，上梁的那天风和日丽，四个夆架子高高矗立，大梁横在堂屋之上，红绸子随风飘扬。到晚上，全家人都睡在工地上，一阵剧烈的腹疼使我从梦中惊醒，我忍不住大哭起来。爸爸着急地抱住我，轻轻地对我说：“不哭，今天是修新屋的日子，哭会不吉利，要忍住”。我强忍痛苦不再出声。随后，爸爸找来几个酒杯、碗筷，弄了些菜肴，放在新屋地基上，口中默念几句，大概是在祭祖祭神。沒过多久，我的肚子果然不疼了。从此以后，爸爸和老屋在我幼小的心中便成为了神一般的存在。

神一般的爸爸靠着辛勤劳作和节衣缩食，供我在全县最好的高中就读。1989年，临近高考，老师让我们回乡在自家复习功课，等待通知参加高考，老屋前的高音喇叭成了我接收外界音讯的唯一渠道。这一年爸爸病倒了，我们一个在屋里，一个在屋外，都在焦急地等待。好在最后高考如期举行，爸爸松了一口气，而我能金榜题名又成了他病中唯一的期盼。

终于等到高考录取放榜，那是炎炎八月的一个下午，我还在公路旁边的稻田里搞双抢，突然从班车的窗户里传来一声高喊：“你考上大学了！”病床上的爸爸一骨碌就下了床，第一句话就说：“轻松多了，我的病没了！”喜悦之余，爸爸在老屋里说起了我从未了解的过去：爷爷奶奶早逝，十三岁的他带着两个妹妹讨生活，在二十岁时借了村里老庚一条像样的裤子才把妈妈娶进家。在那个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的年代，大字不识的爸爸成了农协主席，而那个年代农协主席当选的唯一标准就是当地最穷的那一户户主。在老屋听完爸爸的故事，摆脱贫困，靠知识改变命运，成了我人生目标的新起点。

1996年，我终于研究生毕业并在大学谋得一份教职。过了几年，我在城里稍微有了些根基，“连哄带骗”把父母亲接到城里，美其名曰是来城里过好日子，其实是要他们进城带孩子。进城十三年，妻子和父母相处融洽，曾有多次别人把妻看成了他们的女儿，把我当成家里的女婿。尽管生活如此和谐美满，爸爸仍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他的老屋。随着孙女儿长大，爸爸叶落归根的思绪渐浓。此时年久老化的老屋己无法居住，2017年我们兄妹俩合计在家里起一栋新屋。我说：“把老屋拆了吧，以后也不会居住了”。爸爸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不许任何人动他的老屋。爸爸在老屋后面的菜地里选了一块向阳的地方，栽了几棵水杉、银杏、桂花树，围成了一个半圆。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百年以后我就睡在这里，守着自己的老屋。”他的言语中透着宁静，没有丝毫不安、焦虑与恐惧。那是老人苦尽甘来后对生活的知足常乐！是经历沧海桑田后坦然接受、面对生死的安详！爸爸的老屋就是他灵魂最后的安息之所。

如今，爸爸已经离开我们好几年了，工作之余我常常会想起他，怀念他。又到一年清明时，爸爸的老屋依然矗立在那里，那是爸爸人生的寄托，家庭成长的见证，时代变迁的缩影。

（作者系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