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1

□郭世佑

像林增平先生那样善待青涩求知的本科学子

年过80的兰州大学历史系老主任王劲教授写了一封感恩信，认真回忆了1983年，他作为兰大的研究生，来到湖南师院完成近代史论文答辩的场景，还有王劲兄对一代宗师林先生的三点感知。当时的湖南师院虽只是一所省属院校，但在林先生的主持下帮助过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完成研究生的培养，可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据说纪念林先生的研讨会开过很多次，我是第一次接到邀请。这也难怪，说起林先生的弟子，一般只算硕博研究生，本科生太多了，而我只是本科生。但如果弟子就是“入室弟子”的简称，那我这个本科生也“入室”过，而且很早，次数也不少。差别在于我是寻求解惑，不请自来，还有点“无知者无畏”。

历史学是一门贵族式的学问，好事多磨，而我出自有耕无读的农家，中小学还没上过历史课，是历史的误会让我走进历史专业。高考恢复时，我是电影放映员，两次裸考总分并不低，但两次录取环节不是阴差，就是阳错。第一次说体检不合格，第二次说总分不够，少加了100分。等到分数查出来，重点大学的录取都结束了。考了两回都没走进大学只叫学院的门，学的还是专门跟死人打交道的历史，让人实在高兴不起来。但第四个学期上中国近代史，由系主任林增平先生主讲，我才不再痴迷于电影文学剧本。

不必讳言，林先生的教学语言并不流畅和生动，但只要你多看门道，就不难发现，他老人家用的史料既充实又精准，条理清晰，论点水到渠成，毕竟30年前他就出版过国内最完整的《中国近代史》。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才有“研究型大学”之一说，才强调“问题意识”，但林先生当年的本科课堂就是名副其实的研究型教学，充满问题意识，还发动课堂讨论，讨论的主题就是史学界正在争得不可开交的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他开列参考书目时，丝毫不提自己刚刚发表在权威期刊《历史研究》的论文，只作冷处理，既不炫耀自己，也不搞先入为主。他还结合研究生的培养，邀请武汉、北京等地的名家现身说法，为我们多开几扇窗。后来，我也在高校教近代史，还承乏主持近代史学科，我也模仿林老师，课堂内外都闭口不提自己发表的文字，尽量邀请海内外名家入校讲座，补充师资。

我的期末近代史考试侥幸获得全班最高分，但还有些问题始终没弄明白。考分公布后，我斗胆敲开林老师的门。他与章开沅先生联袂主编《辛亥革命史》3卷正在陆续出版，享誉海内外。而我重点请教：既然武昌起义被称作“武昌首义”，为何在南京临时政府的部长名单里，都不见武昌起义的总指挥蒋翊武，连副部长都不是？岳麓山上的蒋翊武墓碑简介，《辞海》的人物条目，还有林、章领衔的《辛亥革命史》等，都对这个人的介绍语焉不详，说法也不统一，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了？林老师的回答是：“这个人我们也没搞清楚，你可以研究。”我不知深浅，真的傻乎乎地去“研究”，从收集资料开始，先校内，再校外。林老师用电话或便函为我开路，畅行无阻。到了4年级，我被老师们层层推荐，出席湖南省首届大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的授奖大会。已记不清当时领了什么奖品，只记得带队的校领导就是林老师，他跟我们一起，坐着半新不旧的面包车去湘江宾馆。

我的处女作还获得论文发表的质感与喜感，还收进林先生主编的一本论文集。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湖南日报》拿出一个整版诚邀林先生坐镇，他邀请5个作者参加，而我只是唯一的在校学生。

林老师既是忠厚长者，又是以求真为本位的谦谦君子。当中华书局70周年的纪念文集发表时，他的文章论证前近代中国的市民等级是否产生过，我发现他与自己执笔和出版才不久的《辛亥革命史》上册第一章的论点相反，还没有说明为什么。我睡不好觉，再次敲门请教，究竟该怎么看，这多少有点莽撞，少不更事。但林老师并不介意，只说没想好，鼓励我思考。后来，为了帮我从益阳师专调出，他向省社科院副院长杨慎之先生推荐，拿出林氏幽默说：郭世佑虽然不是研究生，但可以研究。

告别岳麓山时，我就提醒自己：林先生的学术成就不是农家子弟加愣头青可以望其项背，但我应该像他待我那样，始终善待喜欢提问的学生。40多年来，除了来者不拒，对纸质邮件也好，电子文本也好，还有近年海量急增的手机短信与微信，我都彻底学习林老师，有问必答，也不限于硕博研究生，还把这份耐心扩展到校外的听众和读者，包括快递小哥与出租司机，有求必应。虽然为此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很多，但我无怨无悔，只想像林先生当年待我那样，有始有终地善待那些青涩求知的年轻人。同济与法大学子为我联手编印过课堂语录，我只求限量，总觉得，教师的荣誉未必就是那些政府行为的封赏符号，是在货真价实的讲堂与对话，在学生与听众的记忆里和成长中。

林老师忠于职守，淡薄名利，还不挂在嘴上，只动真格。他多次请求辞掉湖南师院院长、师大校长的兼职，只求好好上课。他给我们上完课那年，在年终总结中，“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一栏就这样写着：

“兼职太多，拟请解除历史系系主任、省政协委员等兼职。希望不再任任何行政职务，增加本系基础课教学任务，准备开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选课，俾可抽出时间编为讲稿、教材。”

这就是我熟悉的本科师长林增平先生。

（作者系我校1978级历史系校友，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博导，浙大与中国政法大学博导，香港浸会大学高级海外研究员，斯坦福大学高级访问教授。此文系作者在纪念林增平先生百年诞辰研讨会上的发言，由兰州大学二级教授赵维玺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