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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彬彬

符号拜物教：推销至死，消费至死

——解读《推销员之死》

阿瑟·米勒创作于1948年的剧作《推销员之死》在当时被评价为“道破了美国梦的幻影”，时至今日，它的价值已然超越了创作的时代。鲍得里亚认为，在当前的消费社会中商品拜物教已发展为符号拜物教，其本质便是一种对“附加意义”的迷信。剧作以主角威利·洛曼的推销员身份揭示权力崇拜与关系物化，以两天一夜一舞台的戏剧时空呈现人一生被符号化的生存空间和人际关系。

现代社会高楼林立，呈现出钢铁森林的景观，这里是充满竞争的社会具象。威利生活于充斥着资本统摄符号的现代社会，在这里，消费不仅是对物本质的使用，更是同身份挂钩。在这样的场域中，压迫威利的除了得不到的名利，还有身边的消费骗局。在威利的中年时代，他的家庭支出已捉襟见肘——生活用品、保险费、车贷、房贷，犹如骆驼背上不断增加的稻草。而之前，威利青睐史蒂倍克老爷车马达、哈斯丁斯牌冰箱的原因是“广告做得最大了”。事物被哄抬为符号，其实用性反而被掩盖。这些伪装为符号的商品反映出底层人民在消费景观中迷失，反而成为资本奴役的对象。

而与钢铁森林景观对应的是阿拉斯加森林，这是威利精神世界的麦格芬。阿拉斯加森林看似远离现代化景观，实际上与钢铁森林共为丛林法则的一体两面。威利深切服膺于慕强规则，并且将这套规则传递给下一代。威利说：“这里是布鲁克林，可我们也打猎的。”这种慕强精神在男性成员中代际传递，于是威利和儿子比夫都难以接受自己的“弱者”身份。不过，阿拉斯加森林又因其自然属性能与钢铁森林抗衡，因为它除了代表物竞天择的规律，还有真正的冒险精神。威利对森林的向往，亦包含着对良性竞争的期冀和返璞归真的信仰。

如果说阿拉斯加森林景观具有反抗城市秩序的意义，那么花园则是美好理想的化身。两棵漂亮的大榆树、紫丁香、黄水仙是威利对往昔黄金岁月的怀恋。自然植物点缀在剧作之中，帮助威利游离在慕强规则之外，使他意识到，这个祛魅的现代社会需要自然的返魅。威利试图建造花园景观，但它们无法在钢铁森林存活，只能变成荒芜家园，这也折射了威利的家庭情况。对于父亲来说，家庭是苦苦支撑的累赘、男性尊严的避风港；对于儿子来说，家庭是虚无的住所，“家”的意义丧失殆尽；母亲林达则作为典型的家庭妇女形象，被嵌进了荒芜家园的景观，成为计算器、催化剂、附属品。社会推销看似给家庭编织幸福美满的幻梦，但实际上只是压榨了家庭的劳动力而换取购买力。

钢铁森林与荒芜家园是人异化的基础。人的异化在剧作中直观表现为威利的人格撕裂，包括对权力的崇拜与对人际关系的物化两大方面。前者作用在威利身上，后者辐射于威利身边的人，他们跳入社会所推销的种种身份之中，化身为社会的符号。

威利几乎所有的戏剧动作都源于权力崇拜。他向身边人夸耀自己的推销能力，实际上只是矫饰他极度的脆弱。他是有尊严的奴隶，却不得不一再面对让他丧失尊严的现实。“大卫·辛格曼”这一符号高悬在威利的灵魂之上，他只能相信成功“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能耐”，而是“因为你认识什么人”。威利将人际关系推崇为成功的符号。然而，充满机遇和情义的时代已经过去，底层人物难以实现阶级跃迁。当威利把人际关系物化时，他自己也成为符号体系的一个环节。作为推销员，他需要推销的不是产品，而是自己的人格魅力，然而他所缺乏的正是符合现代社会标准的人格，这使威利的“成功”之路难以实现闭环。推销员的身份使威利本人存在巨大的矛盾，也让消费与推销的共生关系更加显著——为了支撑父亲、丈夫、成功人士的身份，威利不得不推销自己，但在这个过程中，他身为人的自我个性被消费了。

传统的人本价值观已经被钢铁森林的丛林法则所淘汰，权力崇拜表现为对尊严、职业、财富、成功的追求，但究其本质是对父权的攀附。威利崇拜权力，被社会机器的父权制度压迫，但在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中，威利又化身父权。威利对儿子的爱与付出在现代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场域被异化，他将自己的未竟之业寄托在儿子身上，为比夫贴上了许多符号——大力神赫尔克里士、橄榄球球王雷德·格兰奇……儿子被物化为父亲的第二人生，被物化为成功父亲身份的证明。比夫曾试图逃向西部牧场，他的牧场幻想正如威利的自然幻想，为悲剧保留了一个光明的出口。最后，由于社会机器与父权崇拜的拉扯，比夫还是选择回归家庭，并点燃了这两天一夜的戏剧冲突。比夫第二次的反叛逃离了父亲对他的消费，逃离了权力崇拜，更彻底地粉碎了权力崇拜。

阿瑟·米勒呈现的是推销员之死，戳穿的却是所有追求符号人生但忘却生命本质意义的群体悲剧。威利试图抓住一种处世的人生信仰，却与具体的存在价值渐行渐远。他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推销员为工具，人为经济单位。这是后工业时代消费社会中人普遍而隐秘的生存境况。在现实社会中，人的异化悲剧被资本与消费主义的狂欢氛围掩盖，《推销员之死》的解法是，先构建它，再推翻它，复归严肃悲剧以抵御假性乐观。这样的戏剧力量至今仍震动人心。

(作者系文学院2021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