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4-1

□陈美余

霸王虽败，项羽生辉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项羽之死》这篇文章对于项羽的结局交代得干净利落，但我的心不复平静，我的灵魂被什么触动？是为了在书卷上泛黄的两千年前旧时光的一角，是为了失败的霸王在自刎前向我瞥来的一眼，更是为了在威严沉重的盔甲下高贵善良的人性。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历史是一小撮胜利人物的传记”，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对项羽的评价往往是从他的功和过、成与败出发。司马迁说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郭嘉认为他“恃勇无谋”；韩信则认为项羽“妇人之仁”。若以成败论英雄，作为西楚霸王的项羽无疑是个军事高能、政治低能的失败者。但是我以为，作为君王，或许项羽是失败的，但作为一个人，项羽有着熠熠生辉的人性光芒。

战国时期是游侠发展的黄金之期，以“讲信重义，轻财好施，仗义助人”为核心的侠义精神受到追捧，项羽也受此影响而崇尚侠义。在《鸿门宴》中，项羽直截了当地供出曹无伤使他遭到刘邦的诛杀，却不降罪于处处帮助刘邦的项伯，正是来源于项羽内心潜藏的侠义精神。曹无伤在项羽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下为求自保而出卖刘邦，背信弃义之人自然应该受到惩罚，而项伯明明因为个人之义而造成了事实上的军情泄露，但以“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这样的理由说服了项王，得到了“因善遇之”的承诺。这件事往往被看作是项羽有勇无谋，徒有妇人之仁的铁证，但少有人看见项羽行为中“以义行天下”的精神逻辑。哪怕在垓下之围，敌众我寡，陷入绝境之际，项羽依然遵守“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的承诺，这种侠义精神不会因为成功得意而被抛之脑后，也不会因为穷途末路而被丢弃不管，他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的忠实践行者。

对一个成功的君王来说，为大局而不顾小情，为整体利益而不顾个人好恶可能是必备素质，但项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哪怕“力拔山兮气盖世”，仍然落得“时不利兮骓不逝”的下场。不过正因为项羽的做不到，我才得以看见他的柔软、他的“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刘邦在彭城之战战败逃跑时，会因为孩子拖累了马车行进速度而多次将孩子扔下，他在政治大局面前的绝对理智甚至到了无情的地步。再反观项羽，同样是深陷绝境，生死难料，项羽想到的却不是自己如何活下去，而是“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在乌江畔亭长劝他坐船急渡回江东，项羽本可以独自乘船而去，以求东山再起，但是他拒绝渡江而逃，选择以壮烈的死亡作为结局时，他的心中竟然还为一匹马留下了位置，“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常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乌骓跟随项羽南征北战，当时号称“天下第一骏马”，项羽在生命的最后将乌骓赠与小小的乌江亭长，并不觉得这样会堕了自己的威名，只是高兴乌骓可以活下来。刘邦这样的政治家有顾全大局的理智，但项羽却有“不忍”的善良，善良比理智更难，因为理智是一种选择，善良是一种天性，项羽就恰恰具有这种柔软的天性。

杜牧对于霸王不肯过乌江一事写诗评道，“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然而对项羽而言，此刻成败已经没有那么重要，知耻重义与宁折不弯才是他不肯过江东的真正原因。

“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项羽不为失败而怨愤、不为求生艰难而恼怒、更不为卷土重来而不择手段，站在乌江边上，他只是因为心里的“愧”而停下了脚步：江东子弟追随自己逐鹿天下却无一人生还，哪有颜面再见江东父老。项羽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政治家，做不到审时度势、忍辱负重，他讲究义气、爱护尊严，所以生与死之间，项羽选择死亡作为自己的结局，“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战斗不止，慷慨赴死，这是何等悲壮的英雄气魄！

霸王败了，可是无数后人依然为他的英雄悲剧而慨叹，与其在霸王的功过评说下寻找项羽的身影，不如试着探寻项羽的人性光辉，照见一个更加立体的西楚霸王。

（作者系文学院2022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