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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博

黑色皮肤

我的皮肤黑得不行。被太阳晒得发暗，晒得看起来很健康。

我的朋友总问我为什么这么黑。我总是笑笑，然后说“我也真是没办法呀，我天生容易晒黑”。但其实是我不想解释——解释那份如同迈克尔·柯里昂对破相的留恋之情，解释那份对晒成黑色皮肤的特殊情结。

曾经，父亲才是家里皮肤最黑的人。我最讨厌的就是父亲黑色的皮肤，和他身上那股烟草混合着机油的气味。

父亲曾是汽修店没满二十岁的学徒，是出租车司机，是一年到头很少休息的塔吊工人。在儿时的记忆里，他远比我现在黑，也可能是因为他脸色很不好不太爱笑，也很少陪我玩吧。他总是一副很疲惫的样子，三两口就把饭吃完了，便边看新闻边默默地抽烟。有时候电话响了，招呼都不打一声他就跳进那辆脏兮兮的金杯汽车扬长而去，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和母亲早早都睡着了。他总剪那丑得不行的寸头，而被晒得酱黑色的皮肤，包裹着被苦力活填塞隆起的肌肉。我小时候很怕他——怕他黑色的皮肤，怕他的疲惫和不苟言笑，也总为他的一些行为感到莫名其妙，抑或小题大做。

后来，我自己也做过了很多份工作，去工地铲过石灰，去托管给小孩们辅导功课，坐两个多小时地铁去当家教。我在聒噪的湘府中路上骑着电动车，皮肤在夏日的流逝里一点点龟裂发烫。我遇见了很多人，有刚刚满二十岁、满脸黑泥的汽修店学徒；有又瘦又小、沉默寡言的出租车司机；有光着膀子，用厚厚的劳保手套擦汗的塔吊工人。我叫不上他们的名字——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但我看着他们黑色的皮肤，混着油泥的汗，还有被生活锁住的眉头，总感到一阵心悸，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发第一笔工资的那天晚上，我把一部分钱打给了母亲，然后用剩下的两百块钱给父亲买了条烟。从烟酒店出来走回家的路上，我的手心不由得在冒汗。我想起那些工人的脸，它们在我脑海里飞速闪过，却愈发清晰起来。

我终于认清了他们。他们，是我父亲曾经的影子啊。

写到这里，我看了看那个小老头——他正和我妈在楼下就着落日余光打羽毛球。这些年家里条件好了很多，他再也无需那样在外面奔波劳碌了，变得瘦小起来，早没有了当年在塔吊上单手挥舞大锤的身姿。以前那满是威严的脸庞，也慢慢有了些慈爱平和的样子。

我发现，我再也不那么讨厌他了。也许是因为，他黑色的皮肤早已遗传到了我的身上；也许是因为他叫我带他去健身房锻炼时，那副又滑稽又笨拙的样子，像极了小时候学走路时的我；也许是因为我终于明白了，这黑色皮肤的份量。

我穿过一个个被太阳烤得发烫的巷子，穿过种满香樟和法国梧桐的街道，母亲出门前的叮嘱还在耳边回转，“记得做防晒呀！”我低头看着我黑色的皮肤，心里感觉沉甸甸的，装满了责任与怀念。

我笑笑，“让它晒个够吧”，我解开衬衫的扣子，对自己说，“它可是我的老朋友了。”

（作者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23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