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4-4-1

□江雨萱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汪曾祺带给我的生命底色

我第一次“遇见”汪曾祺先生，是在初中语文课本上。《昆明的雨》那样短，那样淡，却像一滴清水滴进心湖：“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短短一句，没有华丽辞藻，却让十四岁的我仿佛看见雨后的昆明街头，闻到菌子上市的潮湿香气。那时我还不知道，这 些清丽淡雅的文字，将在未来几年里，成为我精神世界里最温暖的存在。

汪曾祺的文字有一种奇异的魔力。他不堆砌，不煽情，甚至有些“淡”——可这淡里，却藏着最浓的情。他写昆明的雨，不写愁绪，只写人家屋顶上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缅桂花，写酒店院子里“浊酒一杯天过午”的闲适。他写食物，更是让人“读着读着就饿了”——高邮咸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高中三年，是我生命里最灰暗的时光。题海沉浮，分数起伏，未来像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很多个深夜，做完最后一道数学题，我会偷偷翻开汪曾祺的书，读上一两篇。他的文章短，适合在碎片时间里读；但他的世界大，足以让困在教室里的我，暂时飞出去透一口气。

我读他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战火纷飞，衣食困顿，他却能泡在茶馆里看书、写文章，把那段岁月写得有声有色。他写老师沈从文，写同学穆旦，写昆明的茶馆和菌子，仿佛那不是一个苦难的时代，而是一段热气腾腾的青春。我读他被下放到张家口劳动的日子。在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他每天画马铃薯图谱，画完了就把马铃薯切开来烤着吃。多年后他回忆说：“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明明是艰苦的岁月，他愣是过出了一种活色生香的趣味。

每当我被考试压得喘不过气，我就想：汪曾祺经历了战争、动荡、下放，吃了那么多苦，却依然能把日子过成诗。我的这点烦恼，又算什么呢？他不是在教我逃避，而是在教我如何面对——用一颗温热的心，去接纳生活给予的一切，哪怕是苦的，也能咂摸出一点回甘。

后来我读到更多关于他的研究，才知道这份“淡”背后，藏着怎样的深邃。有学者指出，汪曾祺上个世纪40年代的小说曾深受现代主义影响，尝试过意识流手法，追求过“奇崛美”。但他最终选择了另一条路——回到日常，回到朴素，回到那些“卑微者”的小片天空。他写卖熏烧的王二，写开绒线店的薛大娘，写庙里的和尚，写街巷里的凡人小事。他写《受戒》，写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女小英子的纯真情感，那篇小说的结尾是：“一九八○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四十三年前，他二十岁。七十岁时，他把当年的梦写出来，写得那样清澈，那样温暖。这需要怎样的心地呢？

我想起洪子诚先生对汪曾祺的评价：“对于（小人物）生命的这种掺和着颓败的认真，混合着滑稽的庄严，调和了美丽的悲凉，汪曾祺并无一点轻视与嘲弄。相反，他的一丝不苟的笔墨，本身就显示出对这一群小人物的理解、同情甚至敬畏和礼赞。”是的，敬畏和礼赞。他写凡人，写草木，写食物，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小”，而是因为他看到了小事物里的大世界——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每一株努力生长的草木，每一道用心烹饪的食物，都值得被尊重，被记录。

这让我想起一句诗：“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汪曾祺的一生，恰恰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他经历过战争的流离，见识过人性的幽暗，品尝过生活的苦涩——他见过“乾坤大”。但他从未因此而轻视那些微小的美好。相反，他始终用一颗赤子之心，去爱一草一木，一饭一蔬，去为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立传。他的眼里，既有乾坤的辽阔，更有草木的青翠。

学者翟业军在研究汪曾祺时提出，“有情的人间”是汪曾祺之于世界最美的馈赠。这个“情”，不是廉价的煽情，而是历经沧桑之后依然选择热爱的深情。汪曾祺自己说过：“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这句话，曾无数次给我力量。创伤是真的，但快活也是可以选择的。

如今，我早已过了为分数焦虑的年纪，但汪曾祺的书依然放在床头。偶尔心烦意乱时，翻几页，就像和老朋友喝茶聊天。他教会我的，不只是如何写作，更是如何生活——怎样在一箪食一瓢饮中安顿身心，怎样在平凡日子里发现诗意，怎样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有人说，读汪曾祺的文字，像“喝一碗不凉不烫的清茶”。我想说，这碗茶不仅解渴，更能滋养心灵。他用一辈子的时间，为我们煮了这样一碗茶——茶里有昆明的雨，有高邮的鸭蛋，有北京的豆汁儿，有张家口的马铃薯，有他走过的千山万水，更有他爱过的每一个人。

每当我在生活的缝隙里停下来，喝一杯茶，看一朵花，读几页他的书，我就觉得，这个世界还没有那么糟。因为有人曾经那样深情地爱过它，而他的爱，通过文字，传递给了我。

（作者系法学院2025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