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5-4-1

□邓佳宁

情景交融 物我互化

——浅析《客从远方来》的意象选取

诗歌的高妙之处在于其将深邃的情感与抽象的观念巧妙地转化为具体的意象。叶嘉莹曾指出：“创造者所致力的乃是如何将自己抽象之感觉、感情、思想，由联想而化成具体之意象，欣赏者所致力的乃是如何将作品中所表现的具体之意象，由联想而化成为自己抽象之感觉、感情与思想。”这是对诗词创作欣赏两个方面最简明的概括，说明了创作和鉴赏之间的辩证关系:作者立象以尽意，观者辨象以会意；“象”是诗词创作者和诗词欣赏者所致力寻觅的终极，二者只有在“象”上才能心灵相通，思想碰撞，产生极大的心理引力，使鉴赏者情不自禁地步入艺术深境，并以自己独特体验去拓觅“象”的内在思致。

《诗经》的写实传统和比兴手法为后世爱情诗如何“立象以言志”提供了极好的范式。《诗经·郑风·子衿》中的女子一看到青色的东西，就会联想到心上人的衣饰，进而陷入相思，“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诗经·邶风·静女》中“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痴心小伙子的爱屋及乌，一看到手里的彤管就联想到恋人红润娇艳的脸庞。总的来说，与恋人有关或者恋人赠与的东西逐渐成为一个具有能指优势的特殊符号，一种甜蜜恋情的联想与寄托。这也非常符合人类的恋爱心理。

《客从远方来》实现了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超越。继承体现在发扬写实传统，从生活中具体可感的客观物象出发抒发情感；超越则体现在意象的选取臻于化境，自然地融入双关语，既有文人诗的凝练典雅，又颇得民歌神韵，语浅情深，甚至形成特定的象喻系统，于后世文学中得到回响。

这首诗的开头就很有意味，“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联系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知道，女主人公缘何发出如此感慨。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这份礼物是有一定分量的。一端，即半匹。《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注：“二丈为一端，二端为一两，所谓匹也。”一端绮足够做成一床“合欢被”，在小农经济的汉代这份礼物本身就很珍贵，何况是从万里之外捎来。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诗人对空间有极其微妙的觉察，一块布连接着相隔万里的两颗心，遥远的距离在这一份满含深情的礼物面前已经不值一提，其中的艺术张力不言而喻。从情感的角度来说，在漫长等待的无望和被抛弃的疑惧就快要把这位女子吞没时，她竟然收到了丈夫寄来的礼物，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怀让她心中的重重疑虑和无声的渴望瞬间化为乌有。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强烈的喜悦，但在这欢喜之下，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悲伤与痛苦也如潮水般汹涌而至。这些复杂的情感都融化在那一句“故人心尚尔”中，夫君还是那样爱我，他又怎么舍得让我如此苦苦等待，我们又何时才能相聚……

后文便是诗歌的主要意象“双鸳鸯”“合欢被”“长相思”“情缘结”“胶漆之情”。这些意象超越了传统的比兴手法，自然地融入双关语，成为一种象征，甚至在后世文学中逐渐形成象喻系统。《文心雕龙》有言：“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比兴手法，如上文提到的“子衿”“彤管”，偏向于是一次偶然所见和微妙联想，而象征则强调一种内在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含有双关和比喻的意味，如《客从远方来》中，鸳鸯双栖，象征伉俪之情；合欢，喻指情投意合；丝绵，可以联想到相思绵长；缘结，暗示情结难解；胶漆，粘合紧密，难舍难分。这是相当高妙的，举重若轻，似不用力，就像女子缝补时随口哼唱的情意绵绵的小调，内在的张力却能直击人心，试问如果在身边任取一个与恋人有关的物品都能激起这位女子的思恋，他们之间这份感情该是多么的热烈！

再进一步，由比兴走向象征甚至形成象喻系统，说明这个意象的选取是极高明的，它与某种情感存在较强的内在联系，并能引起人们广泛的共鸣。在同时期同类型的诗歌中，这似乎不是个别现象。《饮马长城窟行》中“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孟冬寒气至》中“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鲤鱼传书”逐渐成为相思的象征。

游子思妇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母题，千百年来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从《客从远方来》意象选取这个小切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学抒情手法于此处已趋于成熟，情景交融，物我互化，这与《古诗十九首》集文人诗和乐府民歌之所长是分不开的。文人细腻的情感和柔软的笔触，总能深入体察人类内心深处共通却又是幽微难言的情感，民歌通俗流畅，情感真挚，形象化是它的重要特点，“雅文学”和“俗文学”完美交汇，于今日的文学创作仍有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客从远方来》以其独特的意象选取，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赋予了文字以生命和温度，不仅继承了《诗经》的写实传统和比兴手法，更在情感表达上达到了新的高度，通过一系列物象，构建起了一种情感的象喻系统，使得读者在欣赏时能够跨越时空，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的思念与期盼。这种超越，不仅体现在意象的选取上，更在于其象征意义的深化，使得每一处细节都充满了情感的张力。

因此，无论是《诗经》中的“子衿”与“彤管”，还是后世的“合欢被”与“金鹧鸪”，这些意象都成为了情感的桥梁，连接着创作者与读者的心灵。它们在文学的长河中不断演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使得诗歌这一文学类型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通过这些意象，我们得以窥见古代女性细腻幽微的情感表达以及对真挚爱情的执着与向往。这种对“象”的追求和理解，正是中国古代文学魅力的所在，也是我们今天依然能从中汲取情感共鸣和艺术启示的原因。

（作者系文学院2023级本科生）